他对此表示沉默，他希望有人能替他流眼泪。
1473年12月31日，新年假期的前一天，卡莲·马尔彻夫修改好了《A粒子，一种全新的清洁能源》报告的第二十一稿。往返这么多次，纯粹是因为泽兰时不时地要在报告里加入最新的研究数据，抑或是出于科学的严谨性质疑卡莲官腔的遣词造句。他会圈出卡莲的措辞，比如“显著推动能源革新”这样的套话，批注一句：“太像政客的空话。“然后换成一段新能源对于未来经济影响的分析，引用自Evanthe的推演。卡莲觉得好笑，最后又在下一轮的修改中，在这段文字后面加上了“显著推动能源革新”的总结。
当然，卡莲承认，自己在来往的信件里以一种得体而尖锐的语调进行讽刺，也是增加他与泽兰通信次数的原因之一。”亲爱的海默先生，“他在文件后附上的信里写道，”如若您实是觉得我的措辞过于官僚，或许可以再次尝试亲自撰写报告，我很乐意将您国家级的文笔呈给我的同僚们。“
“尊敬的马尔彻夫先生，”泽兰在回信中写道，“您的笔锋一如既往地令人叹服。至于我的文笔，怕是难登您同僚们的大雅之堂——毕竟，科学家的职责是推导公式，而非堆砌辞藻。期待您下一次的修改，务必让我的拙作少几分‘官僚气息’。”
若一定要计算其中的责任分配，卡莲认为，大部分还是得算在泽兰身上。
首先，A粒子的研究是海默先生主导的科研项目，卡莲只是一个刚好擅长公文写作、自愿帮助科学家的好心人；其次，相较于泽兰表现出的对学术近乎偏执的完美主义，他在公文写作方面十足的缺陷显得有些好笑。约莫一年前，泽兰亲自从柯林安的塞尔维斯科乘坐火车赶到北郊联合的大楼，质问卡莲为什么科研基金申请书总是被莫名其妙地驳回时候，卡莲就提出了那个尖锐的问题：“身为国家级的科学家，您没有自己的文书团队吗？
——答案是没有。泽兰坦然承认，他宁愿提高他手下科学家的工资，使得他们没有后顾之忧，能够潜心科研，也不愿雇佣一群“只会堆砌辞藻”的文员。相较于他领导那些潜心学术的研究者，泽兰写出的报告至少能称得上公文，只是在政治敏感度上确实有所欠缺。在卡德瓦拉德上空的硝烟味还没散尽的时，就以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作为获得国家支持的噱头，怎么想都不太合理。
此后泽兰开始频繁与他通讯，邮件中提及数个关于文书写作的问题，寻求专业人士的意见。卡莲在终端上敲几行字后又删掉，最后改成 若您不介意，请将原文发送给我。 一分钟后新邮件的提示弹出，里面附上了两段文字。卡莲习惯性地直接将其复制下来，动手编辑。毕竟对于将公文写作变成肌肉记忆的公务员，修改一段文字比起告诉别人为什么要修改这段文字要容易得多。随着修改的数量越来越多，泽兰客气地表示，即使并不能算是科算中心site2的支出款项，他本人也会拿出酬金感谢卡莲的帮助，卡莲则十分官方地拒绝了，理由是不想承担任何受贿的指控。现如今，泽兰干脆直接寄来文书，交由卡莲圈划批注。出于安全考虑，频繁使用商业电子邮箱似乎非常不妥帖，但是由于是非正式文件，也不能走北郊联合内部的加密渠道。平时他们会寄半日抵达的挂号信。而新年假期期间，邮政系统休假七日。不着急，等邮政恢复后再寄也不迟。我并不缺能在新年期间修改的论文。 泽兰的邮件里写道。
一年前的泽兰可不会这么温和。那时的他，大概会强硬地要求通过官方电子渠道立刻拿到修改稿。
理由居然不是放假需要休息，非常泽兰。
卡莲自己呢？算不上有要事。公务员没有加班的理由，想加班也加不了，北郊联合的文员们都放假了，科室的办公室已经上了锁。更何况，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工作狂。
说到工作狂，他觉得泽兰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，他对于自己的研究拥有过度浓烈的情感。24岁的副部长，塞尔维斯科算中心site2的明日之星，激情四射，热情洋溢。报纸上写出的成就或许不可信，可是泽兰就这样为了他的A粒子实验亲自跑了好几趟北郊联合，又在凌晨两三点发来文书改稿以及续虚心求教的邮件（前提是卡莲没有给予他尖锐的讽刺）。泽兰·F·海默，似乎真的成了一名真诚的科学家。天，卡莲想，若是回到十五岁，他绝对不会想到泽兰会变成今天这样。
\[***\]上军校的时候他十五岁。照理说洛伍兹军事学院只收十六岁的插班生，但是到了战争的末期，一切坚固规矩都随着人手紧缺悄悄软化了。他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基础训练，然后走向战场。同他这样的年轻人多数是去送死的，即便是洛伍兹这样的精英院校也不例外。训练期短暂，死亡却异常慷慨。
从一开始，卡莲便认定泽兰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泽兰·F·海默，洛伍兹最受欢迎的孩子，身残志坚的优等生，浮夸做作的小少爷——学生们提起他总是这么说，至少在他上战场前是这样。卡莲刚进校时就听过他的名头。战争年代，物资匮乏，洛伍兹却仍有年轻人的派对。毕竟，这里有权贵的孩子，特权在战时显得格外刺眼。泽兰，海默家的独子，成绩优异，风度翩翩，像是花蝴蝶般穿梭于派对之中，与每个人交好。有人讨厌他的做派，觉得他过于圆滑；大部分人却被他的人格魅力征服。卡莲属于第三类：不喜欢，也不讨厌，仿佛泽兰只是存在于这所精英院校里的自然现象。人各有路，有的路不是他的，也不会和自己产生很多交集。在意了又如何呢？
训练期仅有一年的少年兵在这所精英院校算是格格不入。那些从十岁起就成了同窗的学生们形成了天然的派别，天才和精英形成了同盟。有一次，他偶然闯入那些学生们派对里——与其说是派对，不如说是找了稍微大的空教室，把桌椅挪到边上，关上灯，放吵闹的音乐，然后在酒精的刺激下扭动摇摆。在周末，教师们对于年轻人的放纵视若罔闻。卡莲站在角落，看到一个苗条的棕发男孩站在人群中央，穿着棕色灯芯绒外套，丝绸衬衫，配套的棕色休闲西裤被白色的外骨骼包裹。那外骨骼设计精巧，若说是先锋时尚的装饰也不夸张。再来一杯，小海默，再来一杯！ 他身边的学生笑闹着，男孩举杯祝酒，然后一饮而尽，随即展示他饮尽的玻璃杯，如同话剧演员谢幕致意。
卡莲站在门口，有人尖叫着让他带上门，却又不等他反应，一脚踹上去，砰一声关上了门。走廊里的灯光消是在门缝里，他被淹没在阴影里。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。
从战场上回来后他也不再关注这些了。战争结束后他在家里养病，战场给他带来得不止是肉眼可见的伤痕，还有严重的战后应激障碍。他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见母亲之外的人。他躲在家中，白天，母亲外出工作，他就翻出母亲积攒的报纸，撕掉战报的部分，看那些民生的新闻。17岁的泽兰出现在报纸上，意气风发地接受着青年研究大赛的金牌，仿佛战争从未波及到他。可是好奇怪，卡莲想，很多人都死了，很多人，包括他们的同学，永远也不会站上这个高高的领奖台。这个用腿部小小缺陷逃兵役的小少爷却像是胜利者一样骄傲地站着。真是不可思议啊，没有上过战场的公子哥也能被称为”胜利者“吗？如果从在战场上存活的角度，卡莲认为，或许他自己能被称为赢家，然而他觉得他应该被称为幸存者，他拼尽全力地，莫名其妙地，在接连倒下的同伴身后活了下来。他做到了。但这种胜利有什么意义呢？
战争，是战争让他感到痛苦。这与泽兰无关。而泽兰，他好像天生就和痛苦沾不上边。
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了。 \(***\)
并不是特意要给泽兰送文件，只是假期实在是没事做，母亲建议：体验一下首都的假日吧，听说有很多新年的庆祝活动。去柯林安玩两天。他明白母亲的用意：无非是希望他多些年轻人的活力。与母亲在家庆祝了新年的第一天后，他觉得采纳母亲的建议。
去除工作的制服，他平日里多穿父亲的旧衣物，宽大的毛衣微微发旧，袖口有些磨损，但干净整洁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悲伤像是战争年代里的盐，兑了水，在菜里加一两滴，作为生存的必需品。遗物的正确对待方式是使用它，而不是恭敬地束之高阁——那代表遗忘。他和父亲的身材差不多，衣服基本合身，老派但耐看。父亲的衣服也很符合他的气质，这多少有些让他感到宽慰。他换上了衣服，准备好轻装，顺手捎带上了泽兰的文件。卡德瓦拉德的冬天冷得刺骨，但是躲在父亲的大衣里面，他喜欢这种干燥的冷冽。寒冷，寒冷是一种可以通过简单手段克服的不适。他踏上了前往柯林安的列车。
他在列车上给泽兰发送了拜访的邮件。泽兰回复得很快，附上了他的家庭地址。卡莲想到他穿着正装，坐在豪华公寓的复古写字台（那种有很多小抽屉的木制写字台，还有可以活动的防尘挡板）前面在终端上删删改改的样子。但是当他到达泽兰的住处时，目之所急处于他的意料，想象中的泽兰会住在豪华的公寓甚至别墅，与家人同住，周围环绕着帮佣或助理。然而，现实中的泽兰独居在一栋普通公寓楼里，位于柯林安市中心一处安静的街区。电梯狭窄，运行时发出轻微的嗡鸣，表明这栋房屋的历史。泽兰住在三层，和邻居比起来门要宽不少，和电梯门相当。他敲了敲门。很快，门开了。
他应该为这间公寓的朴素感到惊讶的。进门便是有一定宽度的起居室，能看到连着厨房的滑动门，以及另一扇紧闭的门，大概是卧室。至于说为什么称其为起居室而非客厅，是因为所谓的起居室只有一个可调节靠背的沙发，更像是躺椅而非待客之用；旁边是一张低矮的茶几，上面散落着敞开医疗箱和几本厚厚的硬壳书。在想象中，如果泽兰独居，他理将房间装修成极简主义的风格，除了床，简单的书桌之外，整个房间应该透露出一种冷峻的洁白，空无一物。实际上，电视机的位置被一个巨大的置物架占领，上层放着摆件。卡其色的窗帘和沙发套配上泛着温润光泽的木地板，看上去就像是温馨版的单身汉住所。
可这间房里有更加令他惊讶的东西。
门是通过一种液压装置缓慢匀速地打开的。泽兰坐在门口的半米之外的轮椅上，旁边的墙壁上有一个遥控按钮。
他没有梳油头，细碎的刘海散下来，垂在额前。深灰色的毛衣上面甚至起了球。墨绿色的睡裤毛茸茸的。他没有穿外骨骼。
”欢迎，欢迎，马尔彻夫。欢迎大驾光临寒舍。“泽兰摇着轮椅熟练地后退，转了一个弯背对着他滑进起居室。
”想要喝点什么？原谅我不便为您制作饮料，并非我不愿意，而是您的出现使得轮椅的活动略微被占据了。”他这么说着，在茶几的一侧停下，转身侧过来，“茶在厨房的大理石台上，您一进去就能看到。冰箱里有牛奶，糖在桌上。如果您想要喝咖啡也可以，不过我只有咖啡粉。”
卡莲跟着泽兰走进来他的公寓。茶几上的医疗箱里是几瓶止痛药和抗生素，还有两只细小的注射器，明显是针剂。巨大的医疗箱后边是显示屏还没灭的终端，看起来泽兰刚才正在使用它。他包里掏出文件袋放在桌上。封面印着“北郊联合”的牛皮纸袋里放着《A粒子，一种全新的清洁能源》的最新稿。
“咖啡和茶就免了，”卡莲说，语气一如既往地平淡，”我只是顺路，送个文件就走。“
过了一会儿，他实在忍不住，说道：”我不知道你需要坐轮椅。“
泽兰一愣，笑了起来。”按照医嘱来说，是的，而且我最好尽量多坐在这轮椅上，少碰那双能把人磨出血泡的外骨骼。“他顺手把终端合上。”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？这双腿天生就动不起来。“
”所以，很抱歉您跑一趟了，我想体面的方式应该是我去您那儿亲自取，或者约您在咖啡馆见面。但是您知道，年前总是会有庆祝新年的酒会，很不幸，长话短说，这使得我原本的伤口化脓了。而这几日又是新年假期，我不由得也犯了懒。您知道，外骨骼有时候穿起来像是烙铁烧肉。“
卡莲瞥了一眼他泽兰的双腿，他的膝盖朝着右边倾斜，如同两根靠在墙叫的木棍，如同死物。
”您平日里在外并不使用轮椅，“卡莲说，”这听上去并不好受。“
他又笑了：“维持体面从来不是一件优雅的事情。尤其是公务。”
“我以为您享受工作。“卡莲半是揶揄地接了下去。
泽兰耸耸肩：“这是某种义务。但我没有您那种高尚的格局，公务员先生。”
卡莲干笑一声。
泽兰自顾自地说下去：“一种对自己的义务，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于我而言是一种副产物。这或许是一种病态，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病态。马尔彻夫，虽然您向我吐露甚少，我其实能看出您内心的结症。我们都有问题，不是吗？”
卡莲沉默了一会儿。“我得走了。”他说。
泽兰把终端端上膝盖，并不打算挽留。“那么，祝您今天愉快。”他说。
卡莲走出公寓楼，寒风迎面而来。1474年的新年，战后第六年的柯林安，街道上挂满了彩灯，像是试图用光亮驱散战争留下的阴霾。拐出安静的小道，小贩在路边叫卖廉价的烟花，周边围满了刚刚拿到零花钱的孩子们，露出真诚的喜悦。而街道上的成年人脸上则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乐观和警觉的轻松。有人裹着破旧的大衣，有人拄着拐杖。新年像是一层薄纱一样该在这片饱受摧残的土地上，试图遮盖未愈的伤痕。
卡莲裹紧父亲的旧大衣，漫无目的的走着。他的脑海中不断冒出关于泽兰的问题：若他不在意自己的残疾，为何每次见他的时候都穿着外骨骼，坐12小时不那么舒服的列车来，站在他的面前？在洛伍兹他为什么没有丝毫察觉。若他在意自己的残疾，为什么要同意自己把文件送到他家，就这样摇着轮椅，穿着居家服，出现在他面前？
他忽然意识到：或许以他们的熟悉程度，早就应该是用“你”互相称呼的关系了。这么想着他忍不住低声笑了起来：差点死在战场上的小科员，学阀家族的精英学者，天啊，怎么样的命运把他们带到一起，为了公文上的一个词语争吵不休，最后甚至动了转变代词的心思？
战争，贫穷，饥荒，残疾，这个世界上似乎有太多的痛苦。痛苦与痛苦共振，沉默无言，振聋发聩。他对此表示沉默，他希望有人能替他流眼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