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萧条AU，回忆涉及1919年北俄罗斯干涉行动（North Russia Intervention）中的关键节点：舍尼库尔（Shenkursk）战役。
那是个神秘的年份，又湿又冷，数字都是重复出现。1919年，卡莲马尔彻夫十九岁，随军驻扎在距离舍尼库尔十九英里的高地村，未来十九年将无法摆脱的噩梦，降临在他身上。
严寒，极夜，暴风雪。冬天寒冷，春天也寒冷，他们睡在潮湿的被褥上，踩在泥泞的脏水里，早晨醒来，靴子就冻在地板上。那个时候，他以为他们只是来帮俄国人看守仓库的。他很年轻，害怕很多东西，害怕老鼠和虱子，害怕死人，也害怕夜晚，怕在睡梦里弄丢他的手指、耳朵和鼻子，怕战友把他丢在雪地里，不管他，怕红军趁着夜色袭扰，开枪把他打死。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怕冷，怕死在这个不能和家人通信的地方。
他是自愿参军的。但他不属于这里：他是美国士兵，来自亚美尼亚，又是俄罗斯人。白军嘲笑他的口音，战友让他夜里巡逻，扫厕所，睡觉时不和他挨在一起。
卡莲马尔彻夫直到三十一岁也害怕夜晚，他在纽约时和在舍尼库尔一样怕黑，怕冷。这样的秉性在一个小伙子身上，也许是可怜可爱的；但他已经步入中年，还是整夜睡不着，揉搓他因冻伤而变形的粗糙手指，揉搓他的脸颊，把枪夹在腋窝下，确保一切都热乎乎的，每小时检查两次。只要与他共度一夜，你就能知道，从十九岁到三十多岁，从收容处、劳工营地到庇护所的所有夜晚，他都是这样度过的。他睡不好。
“准备反击，”他在梦里说，“是，长官。”
他梦到的是1919年1月19日，清晨，他们被炮击声惊醒。那些布尔什维克不肯放过他，在冰冷的梦里对他喊打喊杀，震动的积雪劈头盖脸地落在他身上，刀光在夜色中闪动。他逃进齐腰深的雪地，茫然无措，丛林的影子阴暗而不祥，沿途都是被吊死和枪杀的朋友，他们的伤口结冰了，闪着肮脏的反光。
“有狙击手！”有人说。实际上是他自己说的。
白军背叛了他们，有些战友放弃了反抗，步枪的枪机被冻住了，他没有勇气解开衣服，把它放到胸口化开。除此之外，他有的只是一把小斧子，是用来劈开柴火或灌木丛的。斧柄和他的手指一样冰冷。
他握着它，依偎在朋友身边，心里想的是决一死战。
“我要死了，小俄国佬。”这个朋友说，他结冰的眉毛和睫毛看起来很虚弱，任谁看了都要难过的。这个朋友虽然叫他“小俄国佬”，但对他还算友善。不过，他们彼此了解不多。
“你别害怕，”这个人接着说，“死了没那么难受。身上暖洋洋的。”
这双结冰的眼睛看着他，又看着远处的天空，慢慢地不再动了。他依偎着死去的朋友，心里平静了很多，仍然想着决一死战。不过，他也想到了父母，想到了家里人。他们带着他来到美国，还供他上了学，眼下人人都知道，没文化是不行的。他学会了英语，努力读书，就到部队里来了。如果他不读书，在俄裔社区里，也能存活下去，也许活得不错呢……人真的不会知道哪种选择更好。
这些受冻的美国人、英国人、加拿大人没有反击，而是一步步撤退，一边撤退，一边焚毁库房、汽车和桥梁，拖着伤员和仅剩的物资，穿过结冰的河道和林莽。有些人带上了战友的尸体，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——死者又被抛下了一次，被抛弃在他们身后狼狈不堪的战争废墟里，被红军的脚步踏过。他们也在村庄短兵相接，在村民的房子里缠斗，刀枪相向。他很少梦到撤退，但有时梦见这些村庄，梦见他坐在一张暖和的床上，桌子上铺着带花纹的桌布，墙上挂着照片，和他童年的家乡非常相像……然后，有人冲了进来，他不得不与之搏斗。那个时候，他会沮丧地想起，他竟然是个美国士兵。那个家不是他的。
而当他在庇护所醒来，又会沮丧地想起，他已经三十一岁了，不再是十九岁。他获得了公民身份，在十九岁那年的秋天退役，原以为噩梦结束了，但情况甚至更糟——人们称之为排外浪潮。
这不是一场向后撤退就能避免的战斗。劳工激进活动调查部在清晨和夜间敲响房门，问他是不是赤色分子，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共产党人。
“我是美国人！”他说。
“在我看来不是这样，”那个人说，“小俄国佬。”
他几乎分不清战争到底是不是结束了。他衣衫单薄，纽约的冬天也很冷。他们不相信一个全身发抖的人曾经是士兵，怀疑他的证书是伪造的，让他和其他人从房子里滚出来，什么东西都不能带，不能问多余的问题，也不许怒目而视。他快二十岁了，被这些人气得直想哭，他还不知道这只是四处碰壁的美国生活的开始，吃尽的苦头甚至不为人所知。这个国家究竟还有没有天理可讲？我的父母来到这里，是为了让我不再经历歧视与屠杀，以为只要凭借勤劳和善良就能赢得尊重，挣得一席之地，他们鼓励我为美国做贡献，因为用他们的话来说，儿子，你已经是美国人啦。美国是怎么对我的？又是怎么对待他们的？
美国是这样对待他们的——1924年，移民法实施。他们拿了一大笔钱雇佣律师，用他的在籍退役军人身份申请停留期限，但无济于事，马尔彻夫夫妇还是被驱逐出境。他们在分别时，都忍不住痛哭。他想和他们一起回苏联，甚至那个崭新又残忍的土耳其共和国，他们拒绝了，做父母的必须在这种时候保持理智。
“你已经是美国人啦。”他们说。
“我恨美国人。”他哽咽道。
咆哮的二十年代在他的眼泪中到来。卡莲马尔彻夫辗转于各个工厂的流水线，在地下酒吧和俱乐部做安保工作，开车偷运私酒，什么都干，为了他本来应得的权利，他时常得低声下气、委曲求全。此外，他对美国人始终冷眼相待，认为他们不可理喻，城府极深，又没有人性。他在战场上学会了吸烟，退役后戒了一段时间，但后来父母不在身边，又有工作可做，他就挥霍掉了这点闲钱。至于战场给他留下的后遗症——皮肤开裂，枪伤，冻伤疤痕的疼痛，劣质燃料的烟尘对肺部的损伤，焦虑与恐惧，失眠和噩梦，他全不管了，任其发展。美国忘记了他们这些无辜受冻的人，他也懒得大张旗鼓、摇旗呐喊，在他看来，这只是自找麻烦。摩登文化短暂盛行过，在他眼中不过是一场无关的、浮华的闹剧，不过，在这场闹剧的结尾，凄凉的帷幕也盖在了他身上：股灾来临，到处都在裁员。
到1931年，他连续失业了十九个月。